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临希

单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暨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0

关键词：天下秩序, 主权国家, 边疆治理, 外蒙古, 地图学史

与17世纪西欧国家划界同步，清朝自顺治五年开始陆续在漠南、漠北之间划定旗界，使内外蒙旗以瀚海为间隔，但就隔离思维、标界方法和管理模式而言，这仍是王朝传统的“边”，而非近代产物的界。对应康、雍、乾地图，外无国界，内无内外蒙古界，并未走出天下秩序所笼罩的疆域模式。清中晚期，随着官方将蒙古分为内外，学者绘制的地图出现国界和内外蒙古界，进而在宣统元年首现版图“秋海棠叶”形象比喻，促使朝廷重视地图所表达的主权边界。但因蒙古方位存在文化偏差，加之内外蒙古界未经测绘，清末民初地图均错置此界，无法准确表示内、外蒙古范围。界线不明确也迫使清末朝廷仍以传统天下模式划分藩部疆界，缺乏对边界的直接掌控，成为俄国渗透外蒙古的内因。以边界为衡量，清朝从传统天下秩序转向近代主权观念并非始于《尼布楚条约》，而是从清晚期开始，至清末也未完成，体现了清朝疆域模式的二重性。

来源：2024年第6期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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