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杂志2019年第5期

• 70年学生资助工作的系统回顾与经验总结

  ?范先佐　唐　斌　郭清扬

  学生资助作为一项重要的保民生、暖民心工程，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举措。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制度，数以千万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国家资助政策帮助下顺利入学、完成学业，获得发展自我、改变命运、阻断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会。这是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制度设计，不仅让数以千万计的贫困家庭子女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赢得人生出彩的机会，更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我国学前教育供给模式的演变历程与展望：1949—2019

  蔡迎旗　王佳悦　张　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供给模式历经三次演变，即从单位福利为主的供给模式转变为市场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而后发展为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模式。我国当代学前教育供给模式的特点逐步凸显价值理性日益彰显；多元主体协同办学；供给机制逐步完善；供给总量扩大，普惠园不断发展；供给结构优化；惠及对象更加广泛；供给形式向就近便捷和综合化方向发展等。展望未来，应从几个方面改革和完善：坚守两种理性融通的学前教育供给理念；理顺学前教育供给主体间关系；加强对学前教育供给对象的弱势补偿；多措并举，丰富学前教育供给形式；完善治理，提升学前教育供给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美好期盼。

• 迈向2035：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定位

  杨小微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这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实现了从“对接2030”向“对接2035”的主题转换。对接2030，主题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对接2035，主题是教育现代化。两大主题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但又有所侧重。解析推进教育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找到制定中国教育未来发展目标的前提性依据。由于当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到教育领域则表现为总体上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近些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并实施了各种解决方案，对今后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让宏伟目标落地的关键是目标细化，这是分区、分类、分层及分步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要义在于“战略对接”，其基本原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分区、分类、分层推进教育现代化需要精细目标的精准指引。

• 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扶贫实施的成效、问题及展望——基于中西部6省18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区)的调查

  付卫东　曾　新

  教育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精准扶贫。对中西部6省18个扶贫开发重点县(区)180余所农村中小学的实地调查表明，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扶贫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构建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的资助体系；贫困地区学生营养不良的问题得到明显缓解；有效弥补了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实现了贫困地区城乡义务教育共享式发展；加强了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同时，当前教育扶贫还面临不少问题：忽视了教育扶贫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精准识别机制相对滞后；学校软件建设相对不足；对贫困生全面发展和内生激励重视不够；对贫困生群体的帮扶措施单一化和平均化等。为此，本文提出加强教育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重视贫困生的全面发展和内生激励，注重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等对策建议。

• 西方监管科学的源流发展：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刘　鹏　钟　晓

  监管科学不同于科学监管或监管理论，它是一种实用型科学，是一种用以促进政策制定的新技术、新工具、新方法。监管科学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平衡科学和政治的因素，如何界定科学与政策？它们各自的边界在哪里？科学与政策是分离还是融合？这是西方监管科学自产生以来一直试图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在回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监管科学经历了最初的分离主义，到之后的科学与政策走向融合，再到如今的划界与协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而西方监管科学实践也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本文通过对西方监管科学的发展阶段和不同实践模式进行梳理，尝试找出其中的共识，并比较各自的差异和适用范围，以此作为对中国监管科学实践启发的基础。最后，结合中国当下的发展阶段和国情，试图建立现代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监管科学体系，为我国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科学循证依据，提高监管路径和工具的现代化水平，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监管新时代。

• 后设监管的中国探索：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例

  杨炳霖

  后设监管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自我监管的监管，这是一种兴起于西方国家，强调建立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协同监管的新模式。这种后设监管模式在我国实践中已经实际存在，但学术界缺乏对该理论的深入阐述，导致监管实践的发展因缺乏理论指导而处于混乱之中。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述后设监管的核心原则，即使企业从封闭性组织变为开放性组织，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三个主要抓手：主要负责人、内部自我监管机构和人员及管理制度。然后，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例，着重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后设监管在我国实施的情况、特征和问题。本文主要有两个方面意义：一是阐述后设监管理论要义，发现后设监管在我国实施中的问题，为实践提供指导；二是论证兴起于西方的后设监管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

• 制度实施的激励机制：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一个解释框架

  赵　娟

  政府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是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制度实施的激励视角构建了一个解释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困境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其对食品安全监管者的行为逻辑及策略展开分析。基于四省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的访谈，本文认为食品安全监管者的行为是制度环境激励的结果，注意力分配激励、机会主义行为激励、可信承诺软约束激励以及职业晋升的激励机制共同塑造了监管者的行为选择集合。其中，注意力分配与职业晋升激励相互影响，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与可信承诺软约束激励互相强化。同时，研究发现，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某些制度供给的正向激励转化为了反向激励。研究结论可为制度实施理论及政府监管部门的激励制度设计提供一定的借鉴思路。

• 基于绿色索罗模型的中国碳排放峰值预测

  付　喆　颜建晔　孙艳梅　何　静

  本文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经典理论绿色索罗模型在微观基础的建立上进行改进，按照中国经济数据进行参数的校准与拟定，从理论和数值模拟的层面支持了中国数据的总体趋势和国内学者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中国温室气体排放还未达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更进一步，本文第一次使用理论模型预测出中国CO2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拐点(2030年左右)，该预测高度契合了我国的2020、2030减排目标。同时，基于改变环境治理支出的反事实分析，本文发现加快减排技术进步相较提高治理支出，对于促进排放总量下降的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当下，我国应进一步优化能源的生产结构，同时通过增加技术投入、提高生产效率和优化所有制结构等途径，推动节能技术进步。

• 基于比较心灵哲学的心理动力学探究

  高新民　张文龙

  心理动力学或心理因果性难题是现代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中的一个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要想建构关于心理的科学的动力学，我们必须既立足于最新的科学成果，又应有包容的胸怀、宽广的视野、敏锐的学术嗅觉；既对西方已有的成果敏感，又不忽视、轻视东方特别是中国哲人所做的探究。心理现象不是副现象，而可以以动力因角色存在和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它本身或许包含微细物质及能量，或与之密不可分。心理的东西由于这一特点不仅能帮助它往来于诸对象之间，呈现在诸心理样式及纷繁复杂的心理世界，而且能“自动动他”，成为作用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原因。

• 走出“阿多诺模式”的现代性反省

  吕红霞

  以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是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第一个范式，它秉持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立场和方法论，被称为“阿多诺模式”。这个范式左右中国大众文化批判话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批判和否定。知识界对“阿多诺模式”进行了多角度批判和反省，经历了从文学到哲学、从现代化到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思考过程。本文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走出“阿多诺模式”的批判、否定和反思三种路径做出考察后，进一步分析了三者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构思差异，从而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优势和生命力。

• 从语言的本质看音译和借词

  张峻峰

  语言是制约信息传达及意义推测的工具，是一套俗例化的社会性惯例，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是语言的共性。各种语言用不同的手段和方式强制性地制约语义的不同领域，形成了不同语言的特性。语言本质上是一套由认知驱动的社会性惯例和信息推测制约工具。对照语言本质观，音译和借词是用音形代文意的方式为输入语提供认知符号，是通过移植能指而让人探究所指的意义投射。音译词和借词的生命力由输入语对具有“不可通约性”事物和概念的信息传递制约需求决定，也由音译词和借词在音、形两方面与输入语信息传递制约规则的协调兼容性决定。

• 奥林匹亚赛会设立“希腊人的裁判”年代考

  徐晓旭

  保萨尼亚斯《希腊纪行》5.9.5记载说第25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680年)上设立了9名“希腊人的裁判”。学者多认为“第25届”系传抄讹误，但其各种校勘意见均存在逻辑缺陷。对赛会胜利者名录等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则显示：保萨尼亚斯的这一记载是可靠的；埃利斯人设立“希腊人的裁判”，与斯巴达人在赛会上推广“希腊人”族称的活动相关联，是埃利斯人为对抗皮萨人试图夺取赛会管理权的活动而争取斯巴达人支持的一项举措。

• 中日复交进程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历史启示

  孙岩帝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之所以未能化干戈为玉帛，是美国当局设置多重障碍所使然；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够最终重新恢复邦交，则是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同中国复交所使然。由此不难洞悉，中美关系状况尤其美国政府对中日复交之态度，直接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乃至结果。美国因素对中日复交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启示我们：一方面，在“美主日从”同盟关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日美关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一直密切于中日关系，任何奢望在短期内改变这一状况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对此我们要准确评估并保持清醒认识；另一方面，鉴于日本对华政策还将长期服从服务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因此建立和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是我国今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并走出低谷的主要路径之一。

•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村地籍整理——一场未完成的变革

  李铁强

  国民政府地籍整理基于两个目标：一是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一是通过开征地价、溢价归公的政策来实现平均地权的理想。地籍整理措施包括土地清丈与土地登记。土地清丈措施有土地陈报、简易清丈与地籍测量等。土地陈报与简易清丈，采用的是传统的测量方法；土地测量，采用的是现代测量技术。尽管后者的精准度与效率要高，但对人才与经费的要求也高，因此，普遍采用的是土地陈报。土地陈报的准确性依赖于基层官员的负责精神与乡村社会的合作态度。土地登记则是土地测量完成后的产权登记，受制于土地测量的精准程度。声势浩大的地籍整理只取得一些有限的成果。在完成地籍整理的省县，承粮面积有所增加，政府田赋收入获得增长，农民名义赋率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一些地方尝试开征了地价税。但是，由于地籍整理只是在很少的地方得以开展，而且大部分地方采用的是比较粗疏的土地陈报办法，地籍整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其原因是受到国家控制能力、土地测量技术、国家财力不足、地方官僚系统的制约与掣肘，而且未能得到乡村社会的支持。

• 清末新军的身份认同问题述论

  刘　方

  清末新军是清政府学习西方、自强变法的重要产物。就全国范围而言，新军可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两大系统，两者在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清末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两种新军都具有一定的国家观念，不过，两者在革命认同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北洋系新军在袁世凯的控制下，受传统忠义文化影响较大，对革命的认同程度较低；非北洋系新军特别是湖北新军则受留日军事学生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对革命的认同程度较高，而对清廷的忠诚程度较低，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之后，南方新军对革命的认同促成了南方各省的独立；北洋新军的效忠对象则由清廷转变为袁世凯，并秉承其旨意逼迫清帝逊位，假托“共和”。北洋新军的军队私人化倾向，为其后的军阀割据状况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