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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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唯物史观“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

  张艳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历史学科建设发展，十分关心支持历史研究工作，明确了历史学科以及历史研究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史学事业繁荣发展创造了极其难得的时代条件、文化环境和比较优势。习近平在关于历史科学的重要论述中提出“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的重要要求和目标指向，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史学精品力作，离不开唯物史观理论智慧的指引和启发。唯物史观理论和方法为史家主体“做”并“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可靠路径。在当代，史学研究者至少可以从三个切入点着手：第一，找准研究的历史方位，立足问题载点，突出时代意识；第二，紧扣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道路；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总体史观和历史发展规律论，聚焦中国历史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史家主体不仅需要具有“求真”的品格和勇气，还要具备“致用”的胆识、确立“致用”的目标，守科学研究之正，创史学研究之新，做有思想穿透力的研究，出有思想穿透力的成果，努力造就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众认知

  马俊亚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的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社会发展及其动因。其对社会问题的阐释，由表及里、寻根究底，探寻与统治者歪曲并宣扬的全然不同的因果本质。马克思对小农属性的阐述，是认识底层大众的理论基石。普通小农把统治者的“好事”作为自己的“好事”，把统治者的“坏事”作为自己的“坏事”；他们不但是统治者为了一己利益的牺牲品，而且是统治阶层虔诚的赞美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后，这种研究方法非常适合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动因，不但可以重新审视主导和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传统认知，对资本、市场、企业、商人、私欲、边沁乃至社会形态、人类共同的精神产品等条分缕析，犀燃烛照，给予更加客观公允的历史论断，肯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使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最广大的民众更加明了自己的利益所在，弄清自己的利益与统治者利益的区别，不再与统治者同是非、共命运。

•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

  吴理财

  我国乡村文化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探索而不断变革。我国现代化探索肇始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先后叠加了城市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如今的乡村文化，实际上受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乃至全球化的综合影响，成为一种复调的文化。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乡村文化变迁的根源深藏在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经济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关系的变迁相统一。乡村文化自身往往很难实现振兴和繁荣发展，必须首先通过发展乡村生产力，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乡村经济基础的现代化转型来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和繁荣发展。

• 从压力到动力：基层政府绩效考核的压力识别及转换路径

  黄振华　黄洪凯

  绩效考核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和衡量治理效能的重要标尺，对于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既有研究对于绩效考核压力的分析偏向负面消极，而对考核压力与治理动力的内在关联及其转换路径缺乏足够关注。对此，基于对基层政府绩效考核的压力识别，提出功能型压力、饱和型压力和过载型压力三种压力类型。不同类型的考核压力是动力与负担属性由于强弱不同而呈现的类型差异，反映了考核压力与治理效能的内在关联。进一步研究表明，负载型压力将引发考核内卷化，其生成源于考核主体的条块分割、考核内容的主副倒置、考核过程的重复行政以及考核结果的趋利避责。为实现基层政府绩效考核从过载型压力向正向动力的有效转化，避免考核内卷化造成政府负担和治理低效，未来应注重理顺绩效考核中的条块关系、统筹绩效考核的主副点面关系、优化基层政府绩效考核的职责与流程、树立绩效考核的正确政绩观。

• 县级政府部门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模式何以生成？——基于TOE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张立荣　王子隽

  县级政府部门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模式生成的影响因素及其组态、联动问题，是近年来学界和政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以J市(县级市)政府31个部门社会风险防控的创新性和引领性实践探索为案例样本，借助TOE分析框架和组态分析范式，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探究县级政府部门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模式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县级政府部门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模式的生成受到技术类、组织类和环境类之多个条件变量的共同影响；多个条件变量的联动生成三种组态模式，即“数字实践主导—社会支持协同模式”、“数字实践主导—跨部门协作和社会支持协同模式”以及“数字实践主导—数字建设、财政供给和社会支持协同模式”。技术类条件变量之“数字实践”在所有组态模式中发挥核心作用；三种不同的组态模式，均可以使县级政府部门实现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县级政府部门高效能社会风险防控模式生成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意涵的理性认识，并为县级政府部门提升社会风险防控效能提供有益启示。

• 杜甫、崔光远关系考辨与《百忧集行》诗意探微

  王　伟

  杜甫《百忧集行》作于何邕离蜀之后、严武任西川节度使之前，诗中所流露对生活困境之隐忧，与崔光远任西川节度使有重要关联。杜甫在肃宗凤翔行在期间与崔光远结怨。上元二年初，崔光远节度西川，对杜甫颇冷淡，然因有何邕等居中调和、缓冲，尚可“强将笑语供主人”。及本年五六月间，何邕离蜀入关，杜甫生活遂陷入困境。至十月，崔光远卒亡，严武复兼西川节度使，其生活方得改观。通过对此诗内容与背景之探究，可烛见杜甫寓蜀时期内在情感之波动和生活实境之变化。

• 嘉靖时期抗倭战事下铙歌、凯歌的生成图景及其变体意义

  窦瑜彬

  明代嘉靖间东南倭患导致了严重的国族危机，东南士林由此产生极为强烈的精神震荡与心理挫折。在胡宗宪等一众东南将领实现廓清海宇、平定寇氛的历史功勋后，士人的挫辱之感迅速转化为集体性的文学颂美意识，产生了一批具有现实指向性的铙歌、凯歌作品。这一时期的文学书写多以国之方召为比附，凸显东南阃帅兴衰拨乱的中兴之意，同时借助铺张威烈的创作题旨回应国家彦嘉武事的历史要求及治倭策略的复杂转变。在文辞表征上，作品多以音节粗厉、意气杀伐为风格特点，作者通过战阵之事的绾结保留了战时、战势中的戎伍之气，并以想象式的巨物之态及迅疾飙驰的场景构造彰显了国家中兴之际挞伐诛暴的震慑意义，与古奥典雅的传统礼乐篇制形成了显著分野，呈现明显的变体形态。士人对文学风貌的自觉改良指向了嘉靖间文禔武嬉、国势衰微的现实弊病，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亦与倭患背景下儒生武士化的性情改造息息相关。

• 现代歌词与新诗的不同起源——对新诗“学堂乐歌起源论”的反思

  童龙超

  学堂乐歌是中国现代歌词的起源，但不应作为中国新诗的起源。白话歌词、白话诗、白话新诗虽然都使用白话，但“白话”的语境、内涵不同；学堂乐歌采用白话歌词，不一定是因为西洋曲调的引入。诗、乐分离带来现代歌词与新诗的门类和功能差异，不可混为一谈；学堂乐歌的教育性，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堂乐歌歌词的非诗性。对晚清诗界革命的传承，唱、读分化开启了现代歌词与新诗的两条道路。歌词的阅读与诗的阅读不能相提并论。中国现代诗乐的分离，是从学堂乐歌与五四新诗的分化开始的。

•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概述描写

  王振滔

  沈从文写小说有其独特方法，即在故事主体情节之外融入概述描写，这一点并不为研究者重视。从早年无意识尝试到有意训练，再从熟练掌握到运用自如，沈从文小说中概述描写方法的使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段的探索。就其小说概述描写的作用功能而言，它不仅是故事的引子、幕布和背景，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不可或缺之因素。概述和具体叙述之间的对比参照，既使情节跌宕起伏，更让故事充满突转与反差的戏剧性效果。概述描写为人物出场亮相进行铺垫，为人物故事提供一种文化场域。在普遍和特殊、正衬与反衬等多方合力之下，人物形象变得立体丰盈，故事主题进一步深化。以概述描写方式营造小说情感氛围，不管是“提纲挈领”式，还是“起兴”式，最终都使沈从文小说具有浓郁的抒情化、散文化特征，从而实现了不同文体之间的跨界与融合。

• 19世纪英国职业病认知的转变

  徐佳星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工业化的推进、新材料的使用、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致使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出现的职业病种类不断增加、职业病患者人数持续攀升。19世纪初，罹患职业病往往被视为工人个体的不幸遭遇，雇主们大多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职业病防治的责任，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英国政府则认为此事应由雇主和工人自行协商解决。19世纪中后期，随着职业医学的发展、新闻媒体对职业病问题的揭露、公共卫生官员对于职业病发病情况的调查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英国对职业病的认知发生转变。职业病被认定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治理职业病问题的观念得到认可，工人们开始主动维护自身的职业健康权益。19世纪英国职业病认知的转变推动了政府行动，促使英国构建了职业病防治体系，职业病问题的治理取得显著成效。